「2013年左右，我在雲林海邊的一間餐廳吃飯，吃完後走出餐廳抽菸，朋友指着遠方告訴我，那是六輕（台灣煉油廠，全稱為第六套輕油裂解廠）。突然間一個紅光，碰！好像爆炸了！」回憶這段故事時的林生祥，瞪大眼睛雙手在空中比劃着，像是餘悸猶存：「遠遠看就是一團火光，近看那是更恐怖啊！」事後雲林縣政府的工安事件資訊網資料顯示，六輕在2010至2014年間，至少發生13次各種工安意外。
那一天，林生祥與台灣西南沿海的石化污染錯身而過。而這一場親身感受六輕工安的體驗，也成了他2016年最新專輯《圍庄》的楔子。
林生祥在高雄美濃家附近的田野演奏樂器。攝：徐翌全/端傳媒
與六輕相遇前，林生祥的故鄉高雄老早被石化產業包圍。1947年，位於後勁的高雄煉油廠（五輕）投產，佔地262公頃的煉油廠，煙囪就這麼一根接一根豎立起。「每回坐高鐵回高雄，進入左營後就能看見一根一根的煙囪，聞到空氣中的臭味；那臭味，有時讓人感覺好像點一根菸，空氣就會爆炸。」林生祥皺了皺鼻子，像是又聞見那股氣味般地說着。
這並不只是一個比喻，1983年，後勁居民陳蘇罔渡在自家三合院點燃一支蚊香，意外引爆空氣中的油氣，她自己身受重傷。不只空氣布滿油氣，煉油廠的污水打井排入地下，污染了地下水脈，導致鄰近水井抽出的水，竟點火便燃。地方民眾嘲諷：「後勁水，呷ㄟ死」（後勁水，吃了會死）。從那時起，高雄的日常就與污染、工安交纏，直至2015年底，五輕熄燈，仍未了結。
生活裏的石化產業，早讓林生祥和他的老搭擋，製作人兼作詞者鍾永豐想把「石化污染」這議題放在創作中。2009年出版的專輯《野生》裏有一首〈問南方〉，一句「加工區貼希望，石化工廠發夢想」，輕輕道出台灣南部靠着工業開發換取發展，結果換來的是「煙囪管無日無夜，人茫茫天茫茫」。
數十年來如一日的老問題，幽靈一般地纏繞在兩人製作過的無數專輯中：離鄉的青年、衰弱的農村、進步的幻象，以及被犧牲的南方。「那時我就想做一個石化議題的專輯，但又覺得哎呀不可能！要用什麼語言做？用什麼音樂做？」鍾永豐說道。
當年擱下的夢想，在隨後幾年激發的「反國光石化」運動中找到能量。
一次反國光石化的記者會上，一位媽媽懷抱小女兒，訴說自己的村子一條街上好幾人都死於癌症，同一時間好幾家都在辦喪事。就這麼一段話，引出攝影師鐘聖雄與許震唐的《南風》攝影集，捕捉記錄了六輕鄰近的彰化台西村村民的生老病死。
「看着《南風》，那麼真實的臉孔，歲月的刻痕就這樣擺放在你面前。你甚至可以聞到酸臭的海風、時間的無奈和記憶的斑駁。」鍾永豐吸了口氣，「多樣的運動形式加進來後，我覺得，談石化產業似乎可以不用這麼硬梆梆。」
2015年12月31日高雄後勁的跨年晚會上，林生祥與鍾永豐表演了為石化污染而做的新專輯。過了這天，位於高雄的五輕將停產熄燈。傅志男提供
意識形態與美學高度
這一轉念，催生出生祥樂隊2016年新專輯《圍庄》。以石化產業的漫天鋪地為經、常民的生活與抵抗為緯；以詩詞襯托悲傷，用音樂抵抗遺忘，唱出石化圍庄下的眾生像。而這也是距離1999年「交工樂隊」以「美濃反水庫」為題，出版第一張專輯《我等就來唱山歌》後；幾經改組最後蛻變成的「生祥樂隊」，再次以社會議題為軸心製作的專輯。
「但意識形態的正確，不見得會與音樂的成功劃等號。」台灣知名的樂評人馬世芳認為，林生祥與鍾永豐厲害之處在於，他們的音樂並不會為了意識形態服務，而是在意識形態與美學高度之間，拿捏出一個平衡。
早在「交工樂隊」時期，林生祥與鍾永豐的合作，已呈現出音樂性上的豐富飽滿。當年為了把林生祥勸回美濃參與反水庫，鍾永豐把自己以美濃鄉親北上抗議為題而寫下的〈夜行巴士〉傳真給他。幾天後，林生祥撥了電話給鍾永豐，在電話裏自彈自唱為〈夜行巴士〉譜的曲子。「那時我就知道，這傢伙不得了，」緩緩吐出一口氣，鍾永豐說。
當年透過話筒，在林生祥的歌聲裏，鍾永豐看見的是比自己的詞所描繪的更巨大的影像，「他的音樂把我的文字帶往另一個我沒看過的風景。他的音樂不會只是運動裏的幫襯。」至此，如何讓林生祥的音樂有更大的空間，成了鍾永豐的懸念：「畢竟把人家勸回美濃，總不能讓他覺得後悔嘛，不能浪費他的天份啊。」
就這樣，「交工樂隊」的第一張專輯誕生，這對合作搭擋也一路延續近20年，且型塑出與唱片工業中多數產製過程迥異的合作模式：鍾永豐先出詞、林生祥再譜曲。
而兩人南轅北轍的個性，也讓音樂發展出獨特的氣質。訪問那天，每一個問題，鍾永豐總能連珠炮似的一發不可收拾，顯見他對於自己創作的概念，早已在腦中百轉千迴好幾遍，只等着有機會把這些想法串成故事；而林生祥則是穿着後勁反五輕的紀念T恤，衣服上寫着大大兩字：堅持，恰恰呼應了這十多年來的人生。不同於鍾永豐，林生祥說話語氣緩慢，像個鄰家大叔一樣。「林生祥就是個很『接地氣』的人；而鍾永豐則是有點『阿宅』性格、目錄狂那樣的人。」馬世芳形容道。
「鍾永豐是相當思考型的作詞人，且因他本身的社會學背景，讓他們每一次的專輯都圍繞着一個社會學的概念，這在台灣是相當少見的嘗試，也是與其他獨立樂團不一樣的地方。」知名文化評論人張鐵志說道。
林生祥音樂夥伴，作詞人鍾永豐。攝：張國耀/端傳媒
但這對搭擋並非一開始就天作之合，「我們之前吵很兇的。」談起合作近20年的夥伴，林生祥笑了笑。幸而這一路的磨合，終於在《圍庄》找到平衡。鍾永豐的詞較以往精簡洗鍊，「合作這麼久，我也慢慢知道，怎麼讓樂手有發揮的空間。寫詞的時候，我會把他的想法也包含進來。」歌詞的留白處，鍾永豐把它讓渡給樂手。像這次專輯中一曲〈南風〉，6分多鐘的長度僅僅用不到百字的歌詞，反覆訴說着空污對地方造成的健康風險。一句「海風北上幫忙敲門，它一身酸臭」，留下許多對於氣味與身體感受的想像，全交由樂手詮釋。
短短的歌詞，卻能讓聽眾凝神。生祥樂隊到「一條街好幾家辦喪事」的台西村表演時，「原本我還擔心，這裏老人家哪有幾個聽得懂客家話，但他們表演時，台下幾十個阿公阿嬤安靜地聽着。」當年抱着小女兒在環保署前控訴空污致癌的媽媽許立儀說，這首為了台西村而作的歌，唱出了地方面對空污的悲苦，即便是毫不熟悉的客語，依舊唱進當地人的心坎裏。
七人編制的有機體
除了合作上的默契走向和諧，編曲上駕馭繁複編曲的能力也已不可同日而語。「交工樂隊」解散後，林生祥放下過去的樂團編制，逐年以減法呈現音樂創作，樂器也愈用愈少。這段拆解的過程，被馬世芳形容為：「把建築物蓋了又拆，台灣創作音樂十多年來，最意味深長地探索過程。」
音樂上逐步拆解裝備的同時，林生祥還找上搭擋大竹研（Ken Ohtake）學琴，尋找身體的節奏感。「他知道如何閃躲已存在的音樂線條，尋找沒有被彈出的聲音，堆疊和諧、衝突、高潮或安靜。他清楚扮演樂手的位置與分寸，在有限的音樂空間裏試圖用吉他揮灑無限，但絕不逾矩。」在一篇描寫大竹研的文章中，林生祥如此盛讚大竹研的音樂。
林生祥說，把基本功紮好後，重新回到舞台上，自己真能更加自在與享受。而這前後差異，馬世芳一聽便懂得，「大竹研對林生祥來說，可以算是恩同再造。林生祥學琴後，更能抓到身體的律動，音樂內含的動機（motive）完全不同。做音樂就像蓋房子，他會從地基結構開始思考，想像蓋出來的是怎樣一棟樓。」
上一張專輯《我庄》中，林生祥重新將打擊樂器加了進來，像是把過去拆解的建築蓋了回去，在骨幹上添上血肉。馬世芳認為，《我庄》可以說奠定了林生祥在獨立音樂圈的地位，過去玩搖滾的人可能會覺得他的音樂不錯，但畢竟不是搖滾，到了《我庄》，玩搖滾的人也不得不折服，「他們讓台灣玩音樂的年輕人知道，還有多遠的路要追趕。」
《圍庄》更又是另一番風景。為了加入與台灣西南沿海匹配的樂器，鍾永豐說服林生祥去學北管與歌仔戲。當年鍾永豐成功讓林生祥回到美濃，之後林生祥的月琴也是鍾永豐一句：「這月琴這麼便宜，不然你買一把學一下。」陰錯陽差地讓月琴成為他往後音樂生涯中的重要樂器。
這一次七人編制的樂團，除了吉他、月琴，還有北管與爵士鼓，編曲的繁複程度更勝以往，曲風含括了搖滾、龐克、前衛爵士⋯⋯「但你可以感覺樂器彼此間的和諧，有時鼓是主奏，其他則各自展現不同的花招；有時貝斯跳出來撐起骨幹，帶領曲子往前。」沒有單一樂器獨撐大局，彼此互為主角與配角。當年拆的只剩鋼骨支架的建築，如今重新起造，「《圍庄》便是摩天大樓，七人編制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。」馬世芳說道。
「因為合作的都是很厲害的音樂人，每個樂手不但能夠協助主角說好故事，更能在自己的空間裏呈現自身對於故事的想像與感受。」鍾永豐說，錄音時，往往他只需要提出概念，樂手便能發揮各自的能耐達到效果，「像我們有一首〈宇宙大爆炸〉，我跟樂手說想要營造類似前衛爵士那詭異疏離感。他們商量一陣，然後我再走進錄音室時，看了都笑出來。」鍾永豐說，樂手們把浴室裏的毛巾全拿了出來，包覆在鼓上，讓打擊的聲音顯得既悶且厚，「我整個笑出來：『你們真的是天才耶！』」
《圍庄》專輯創作夥伴。山下民謠提供
概念雙CD專輯的挑戰
至於對負責寫詞的鍾永豐而言，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詮釋一個廣為人知的議題，把老故事說得有聲有色有力，吸引人們重新凝視。
鍾永豐因此造訪每一個因石化污染而受苦的地方，貼近不同的行動者，試圖以他們的視角敘述他們的無奈與堅韌。「像我聯絡了陳財能，但他不想被打擾，所以我就開車走一遍他逃離家鄉的路徑，想想他在不同的風景裏有怎樣的心情。」雲林台西的陳財能，兒子14歲發現肝硬化，5年後過世。陳財能40多歲時發現同樣罹患肝硬化等疾病，為了不再提心吊膽地與六輕為鄰，把自家貨車改裝成「露營車」後，帶着妻子逃離家鄉。
2014年4月左右，林生祥收到全部歌詞，但因為一整年的工作壓力，加上前一年身體狀況出問題，遲遲無法進入創作的狀態。當他好不容易定下心神開始創作時，一做就把專輯「搞大了」。
「2014年底，我打電話給永豐，跟他說我想要做概念雙CD。」林生祥說，自己大三時聽着Pink Floyd的《The Wall》，想着自己終有一天也要做出這樣龐大編制的概念專輯。這一次的《圍庄》，對林生祥來說，時候到了。
寫歌的這三個月，稱得上林生祥生涯中創作最密集的時段，到創作的後期，林生祥開始感覺到身體的臨界與精神的疲乏，以致一貫強調生活與工作的平衡的他，「根本失去仁慈，一點也不優雅！」
之前在生活壓力下，林生祥之前什麼工作都接，把身體搞壞了，「所以這次我很小心，不要讓自己的身體又走到臨界點」。談着自己的身體狀況與工作失衡，林生祥隨性地站起身，開始一邊聊一邊做起「甩手功」。
「會這麼疲憊一方面來自議題本身的深沉，裏面講的都是一些烏煙瘴氣的事情；另一方面更因為雙CD的量體，工作量也以等比的方式暴增四倍。」林生祥雙手托腮，一臉委屈地說，「錄完後我跟其他人說，這大概是我生涯最後一次做概念雙CD吧。這一次的身心負荷，真是過去沒看過的風景啊。」
登上群眾募資平台
回望過去幾年間，以社會議題為主軸的音樂類型逐漸出現，但以石化為議題而且音樂主軸如此嚴謹的創作並不常見，「18首歌都互相加乘，構成一個完整的敘事，這張專輯可以說是『史詩』等級了。」馬世芳說道。
可惜這樣的製作在今天台灣的唱片工業中卻難獲支持，「現在檯面上知名的歌手，要賣到一萬張也是不容易，通常都只有幾千張的銷量。」馬世芳坦言，當難以靠銷售回本時，《圍庄》這麼大的製作會讓唱片公司望之卻步。因此，林生祥與鍾永豐決定以群眾募資方式製作發行。
但兩百萬的募款目標確實有難度，「過去的獨立製作從沒有這麼大型的募資金額，我認為這次對台灣唱片市場來說將是一個里程碑。這或許也是一種試探，看看死忠樂迷的支持程度。」馬世芳笑着說。
林鍾兩人的心情也被募款金額牽動起伏，「剛開始幾天，真的會盯着那募款數字一直看，增加個1％、2％就很感謝。」林生祥說。「數字一直沒上去時，難免會想說：『我們是不是太高估自己？其實我們沒那麼好？』有時也會覺得，我們不是得過9座金曲獎嗎？怎麼募款速度這麼慢！」鍾永豐笑着說。
但台灣的樂迷終究沒讓兩人失望，為期兩個月的募款期，剛過完一個月，兩百萬的目標金額便已達成。對唱片市場日益萎縮的台灣而言，可謂一次壯舉。
林生祥也強調專輯誕生全靠眾人之力，只要遇上與空污有關的議題，他們都願意無償授權，期待音樂能夠為對抗污染的戰爭提供子彈。
而相距《我等就來唱山歌》17年，林生祥與鍾永豐再度用音樂為一項社會議題添上不同的詮釋色彩，不同於當年的是，「現在我做很多事，想的都是孩子。像我前幾天陪女兒睡覺，念故事給她聽，後來她睡著後，我聽着她的呼吸聲。」林生祥說，由於女兒有過敏症狀，因此睡覺時呼吸聲相當大。被女兒用手臂環繞着脖子撒嬌的林生祥說，當時他看着女兒，心裏想着：「爸爸一定會為你奮戰的！」說完後，父女兩人相視而笑。而這軟膩甜蜜的一幕，正是「生祥樂隊」音樂的初衷。
